潘懋元：校史研究必须是信史

为什么我就重视校史研究工作呢? 因为我是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。

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。有三条渠道:第一条渠道是历史上的实践记录。第二条渠道是其他国家的实践总结,也就是“比较”的渠道。第三条渠道是当前社会实践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。这三条渠道之中,当前的社会实践这条渠道无疑是最重要。但如果从基本理论研究来说,第一条渠道最重要。基本理论是什么呢? 基本理论是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。对高等教育来说,就是探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。对规律的认识不能只靠一时一地的情况而定,因为具有偶然性;而是要靠对历史长河的总体把握形成的。因此,历史实践经验这条渠道对于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来说、对于探讨规律来说是最主要的渠道,也就是说,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最重要的依据来源于高等教育历史。

高等教育历史有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在高等教育政策引领下的宏观发展过程,也就是一般高等教育史;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每所高等学校的校史,尤其是有代表性的高等学校的校史。也就是说,校史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历史,也在特定角度体现整个高等教育的历史。从事校史研究工作的人员,不仅仅是为一所学校写历史,而且是为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写历史。不管是为一所学校写历史也好,为整个国家写历史也好,都要求真实。如果写的是不真实的历史,就不能显示一所学校真正的发展历程,也就不能作为探索高等教育理论的依据,更不能为国家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供借鉴。因此,“信”史非常重要。

关于“信”史的重要性,我想借用 1999 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报告来表达我对“信”史的观点。南开大学是从 1919 年南开学校大学部创立开始算起,到 1999 年正值 80 年。当年我去南开祝贺南开大学 80 周年校庆,做了一个报告:《南开“信”史 80 年》,现在我将报告中有关地方念一念,“一个人,年事高意味着衰老;一所学校,校史长却标志着实力雄厚、学术水平高、办学经验丰富,以其悠久的优良传统受人们尊敬,因其作为学术中心而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。正因如此,有些大学致力于寻根觅祖,拉长自己的校史,甚至于牵强附会,给人以并非信史之感。而南开大学的 80 周年,却是实实在在的从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宣布成立的 1919 年算起的 80 年。按照一般通例,南开大学校史可以从 1904 年的天津私立中学堂,也就是敬业中学堂算起;或从 1907 年的南开学校算起也无不可,因为无论是敬业中学堂、南开学校,还是后来的南开大学,都是严修、张伯苓所创办并主持校政,一脉相承的。南开大学初办时,就是作为南开学校的大学部,在南开校园宣布成立。但是南开大学的校史,并未借此拉长 12 年或 15 年,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治校史者学习的。

一所大学的历史,往往由于机构的分合,校名的更替,很难确定从何时算起,国家也没有明文规定。但是作为“信”史,按照通例,总应以实质性的继承关系为根据,或者以当时的文书档案作为准绳,而不能只以同处一地,或者有某种人事关系为凭。如果只凭同处一地,则湖南大学可以从岳麓书院算起,至今已有 1023 年校史,将比中世纪大学持续至今的波洛尼亚大学、巴黎大学、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等等的历史更长,而与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相当。以此类推,西安若干大学校史可以从两千多年前西汉“太学”写起,山东淄博一带的高等学校的校史,也不妨从更早的“稷下学宫”———中国第一所有组织的高等学校算起。如果仅凭某种人事关系,那么复旦大学校史可以溯源于 1902 年震旦学院,因为都是马相伯所创办并从震旦带来部分师生另立复旦公学的。但是复旦大学不这么算,而是从 1905 年脱离震旦创办复旦公学算起。而华东师范大学校史不仅可以追溯至 1924 年的大夏大学,还可以追溯至 1921 年的厦门大学,因为大夏大学是从厦门大学脱离出去的,或也可说是与更早的圣约翰大学连起来。当然,这些大学都没有为了炫耀自己历史悠久而随意拉长校史。编写校史的意义在于昭示后人毋忘前人办学之功,发扬光荣传统与加强凝聚力。

总结经验与探讨办学规律,必须实事求是,写成“信”史。今天报告就简单谈此两点,第一,校史的重要性,它是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重要渠道。第二,要做到第一点必须是“信”史,请大家赐教。